2020年8月，习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对长三角提出“勇当我们国家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的殷切期望。长三角三省一市抢滩布局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下称“战新产业”），基本建成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了新兴起的产业繁荣发展的产业氛围。但长三角战新产业培育过程中也存在诸如与地方发展实际、周边产业竞争、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不相“容”的困境，亟需进一步做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文章，以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带动战新产业繁荣发展。

  经济高水平发展引擎作用明显地增强。长三角战新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即便在2020年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大背景下，上海和浙江战新产业增加值依然增长9%和10%，江苏和安徽战新产业产值增长11%和18%，远超同期GDP和工业总产值的增速，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战新产业对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上海“十三五”期间战新产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从26%提高到40%，江苏和浙江这一占比在“十三五”末也达到37.8%和40.3%，有力支撑了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群竞争力显著提升。长三角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战新产业集群，国家发改委首批公布的66个国家级战新产业集群名单中14个集群位于长三角，远高于京津冀（7个）和粤港澳（6个）。与此同时，涌现了阿里巴巴、恒力、药明康德、振华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头部企业和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拥有超过全国1/3的独角兽企业、1/4的专精特新企业、将近一半的科创板上市企业和30%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一些企业在全国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核心-边缘分工格局日益明显。基于第三方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分析，发现长三角战新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典型的向心集聚特征，沪宁合-沪杭甬沿线“之”字形地区是产业分布的核心区域，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大多分布在在科教资源丰富、科研能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的长三角中心区，支撑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省会城市和苏州、无锡、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向创新型城市转变。而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链条较长或涉及产业门类多，在产业布局上呈现创新导向和成本导向并存在的现象，在长三角中心区集聚形成了研发、总装、关键零部件为主的产业集群的同时，在边缘区域形成了一些特色零部件生产供应基地。

  部分城市产业培育脱离本地实际，引发“水土不服”。国家重点发展七大战新产业，是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提出的，这些方向也是就全国而言的。但产业政策向下传导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难以预见未来可能成长起来的新兴起的产业方向，实践中就往往将上级政府确定的新兴起的产业方向移植过来。由于产业培育方向脱离本地技术能力和产业基础，造成了地方招引企业难、产业配套难等问题，产业高质量发展效果大打折扣。集成电路是国家要重点突破的“卡脖子”环节，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角度来说长三角也亟须突破集成电路，但集成电路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只有上海、合肥、南京等少数城市有这个发展条件。但是实际中却出现了蜂拥而上的局面，江苏省13个设区市中的7个提出“十四五”期间要重点打造集成电路产业。

  部分行业呈现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引发“未盛先衰”。战新产业大部分处于培育阶段，主导技术不成熟、市场需求滞后，发展过程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由于战新产业风险投资发展的滞后，在培育期依靠大量政府的补贴和引导资金。虽然政府扶持降低了战新产业领域企业的创业成本和融资成本，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推动了战新产业的发展。但现有扶持政策大多分布在在产业供给端，新兴起的产业供给能力有可能会被人为放大了，但是市场还在培育中，大量新产品生产出来以后面临残酷的市场之间的竞争。这里面有深刻教训的是前几年的光伏产业，国外政府对光伏产业发起“双反”（反倾销、反补贴）和补贴下降以后，产业整体进入寒冬，这几年国内市场起来以后才略有好转。目前，新能源汽车领域也面临相似的处境，部分车企纸上造车，到处圈地，少有新能源汽车下线销售。

  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缺乏长期布局，引发“卡脖子”问题。战新产业离不开基础研究和研发技术领域的突破，但是从事基础研究和开发往往又面临着巨大的投入和研发风险，企业由于人才技术储备和投资风险等问题普遍不愿意涉足基础研究领域，中小城市由于科教能力和财力的制约不具备发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能力，这部分供给需要科教发达和产业基础雄厚的中心城市来承担。但是前些年大部分城市都把产业化招商作为发展战新产业的重点，忽视了对芯片等“卡脖子”技术和产业装备领域的研发投入和政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仍要进一步提升。

  推动由强政府向重市场转变。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按照市场规律来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分工，不能简单用政府调控来替代市场机制。持续强化以企业为重点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探索实行涵盖科技、人才、融资、财税、服务等一揽子政策扶持计划，鼓励领军企业结合自己发展需求，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产业创新联盟和大中小融通创新载体，提升公司研发机构建设水平，培育更多高水平“链主”企业、高效益创新成果、高质量智造品牌和引领性品质衡量准则。推动有条件的政府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的投入和引导，特别是上海、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南京、杭州、宁波等产业创新发挥科教资源优势，整合政府政策资源，突出战略科技力量培育，逐步提升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国家及省级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创新平台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建设水平。

  推动由漫灌式引导向精准扶持转变。鼓励各城市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行业类别、投资强度、节能环保等方面制定更具精明化的产业政策。沪宁合-沪杭甬沿线城市可以依托科教和产业资源优势，更好地发挥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作用，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制高点，明确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及优势传统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方向，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基础设施，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重大原创突破，从源头上抢占科学技术创新前沿。长三角外围区域更多结合现有产业基础，鼓励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向高新技术领域拓展，探索产业绿色化、生态经济化等符合自身发展优势的创新发展路径。

  推动由供给牵引向双向发力转变。聚焦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推动产业扶持政策从重供给端向供给端、需求端双向发力转变，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战新产业采取差异化政策，扶持政策要加强产业基金的跟投和领投。在供给端，重点加强现有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人才政策的整合，提升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政策组合力度和针对性，鼓励推广和扩大创新券的应用。在需求端，重点是为新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化提供发展土壤，结合首台套等政策，鼓励政府在城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保障、科教文体场馆、环境治理、休闲绿地等公共设施建设和服务中，积极运用本地企业的产品、技术等，提供企业产品展示与消费的空间。

  推动由引企业向造环境转变。对标国际领先的创新型国家、区域和社区，转变过度重视专利、发明申请和企业招引的发展路径，加强创新平台打造和地方企业家精神培育，加强完善开放创新、科技创业与科技金融体系，更看重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对产业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健全全方位培养、引进、留住和用好各类人才的体制机制，全面激发人才的创新潜力、企业的创新动力、制度的创新活力，培育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发展环境，探索对创新失败的公司进行补贴。

  推动从零和博弈向正和思维转变。进一步发挥好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要更好地发挥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科创中心的功能，依靠上海资源配置能力，促进产业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不同城市各扬所长，实现区域合理分工和特色化发展。各城市按照自身条件加大对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鼓励长三角共同开展重点项目的创新合作，鼓励创新成果长三角区域的异地转化。比如，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均有较好地基础，通过打造区域创新命运共同体，完全有希望培育一批引领全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产业和领军型企业。探索城市间创新合作和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途径，推广“总部+基地”“总部+分支机构”等区域合作模式，鼓励中小城市在上海、合肥、南京、杭州等城市建立反向飞地，提升区域创新资源的共享水平。

  （作者袁丰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雯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江苏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