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乌镇戏剧节10月19日开幕式现场,几个熟悉的身影一一上台。当戏剧节常任总监赖声川上台时,一旁的黄磊和孟京辉调侃他头发都白了。
十年过去,不但乌镇戏剧节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也如此。赖声川说2013年办第一届的时候没有人在想十年后会怎样,他们甚至连第二届都不太敢想,“因为它太特别了”。当初几个创始人把脑子里产生的念头付诸实施后,想的就是把当下的事做好,如此这般,一年又一年地举办着。虽然头发越来越白,但赖声川的大脑似乎从未停止构想。
十年前,为了让更多国外戏剧作品来到乌镇,赖声川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去“求”对方来。“头几届的艺术总监是我,然后要跟人家讲中国乌镇你来就是了,说这个话我自己底气也不足,因为那时我们还没做出来。”当时乌镇还没有大剧院,几位发起人也无法预知来到这里的观众是怎样。还好夸出去的“海口”有了回响:“我告诉他们你来了就会开心,然后(他们)确实来了,开心得不得了。”
说到这里,赖声川的记忆飘向十年前:“第一届荣誉主席是罗伯特布鲁斯汀(Robert Brustein),一开始他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外国媒体的看法,来了之后他说绝对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他以为没有一个人会讲英文,结果发现很多人会说英文;他来到乌镇,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人还是有非常多东西要跟中国学习,(比如)在剧场里面看戏,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在美国看戏的全部是老人。然后他还说这一个地区干净、漂亮。”十年后的赖声川,带着点小小的骄傲感和记者说:“我觉得我们办戏剧节就是这个目的。十年前我就在说,我的一个心愿就是开个窗让世界看到中国。用(戏剧这种)特殊的窗子看到中国,然后让中国看到世界。十年了,现在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求人的事实)已经全部倒过来了,(现在)是这些伟大的团队主动跟我们联系。”
罗伯特威尔逊的戏,赖声川请了很多年,因为种种原因到今年才成行。而其他很多作品,则是在发往赖声川邮箱里的重重邮件中脱颖而出的。“像《等待戈多》,这是希腊的戏剧大师西奥多罗斯特佐普洛斯的作品,他上次(2019年)来带了《特洛伊的女人》在水剧场上演,然后他亲自写信给我,说我做了一个《等待戈多》,非常有意思。”赖声川把这部戏推荐给孟京辉,经过一番了解,这部新版本的《等待戈多》来到了乌镇。
“如果是朋友跟朋友之间,我了解你的艺术造诣,我根本不会怀疑你的戏有什么样的问题,但你自己推荐一个戏到乌镇,我就要注意了。比如这次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大师级的老师在推荐自己的作品,为什么是这个作品而不是另外一个?咱们不可以随便对待,选戏的过程是不容易的。”赖声川说自己很佩服孟京辉,认为他除了有眼光外,还应该要考虑戏剧之外的东西,比如对方有没有空,有没有预算来到乌镇,非常多的问题一一解决后,才能有今年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的名单。
从众多作品推荐里选出优秀作品来到乌镇,就像是在完成一个复杂的拼图。如今,乌镇戏剧节已经在国外各大艺术团队、戏剧团队里享有一定名声,不过赖声川没有止步于此:“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还是要吸引国外的观众,未来如果你们走在乌镇街上,(人群)一半是外国人的话,这就真的成功了。”
赖声川在采访中还透露了一个自己的新计划,这也代表着他对戏剧创作、对戏剧节与一个物理空间应该发生啥关系的构想。明年1月,赖声川将在江西的会昌县,也就是他父亲的老家,进行一场完全不同于乌镇戏剧节的“戏剧季”实验。赖声川从2015年就开始带着作品过去,“我在想怎么让文化来影响一个小镇,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可能特别肉麻的想象。”他想象一个小镇能否靠文化的力量繁荣起来,这里的年轻人是否可以摆脱去大城市打工赚钱,然后回老家盖房结婚的单一成长路径。“我在想文化能不能给他们别的选择,剧场能不能给他们别的选择?”他的构想甚至跳出了会昌,他认为有1万个会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想法后,我们就开始做了六七年,(明年)1月份希望你们都去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除了这些构想,赖声川在戏剧创作上也并未停止。此次戏剧节,他带着新作品《长巷》来到乌镇的洪昌弄,在一个81.5米长,1.5米宽的较为极端的空间里演出。赖声川挑战着这样一个演出环境,并乐在其中。黄磊之前一直在鼓励赖声川再找一个空间创作新作品,并告诉他:“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什么好保留的,有什么话要跟年轻人讲(就讲)”。考虑再三,赖声川选择了洪昌弄这条他最熟悉的巷子,他的工作室就位于这条巷子里。“去年杜可风在这边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跑去探班,下雪的那几天。我在长巷里一探头,突然冒出一句话,哪一天我们找个年轻导演在这边搞一个戏,这就有意思了。”没想到那个“年轻导演”就是他自己。赖声川坦言,在《长巷》这部作品里他写了很多自己年轻时不会写的东西。“所以我说,一切就是一种缘分。”
新京报:三年后国际戏剧回归乌镇,从组委会角度,想给观众带来戏剧的什么新面貌?
赖声川:最主要还是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带到乌镇来。我觉得开幕戏《H-100秒到午夜》是非常符合条件的。当导演罗伯特威尔逊上台的那一刻,我很感动,因为他讲的都是我们心里的话。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剧场艺术就是可以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所有意见都不同的时候,剧场能够帮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很伟大,多年来我们心中的信仰就是这样子。
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昨天晚上(乌镇首演当晚)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我觉得他对舞台精致、干净的要求,我一辈子不敢要。我为什么不能?因为我知道他的做事方式。他要求剧场给他一个月装台跟合成的时间,比如说上海大剧院要请他做一个新的戏,上海大剧院就要停业一个月。而我们平常(装台)最多三天,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求多一点才对。
赖声川:我还在观察。但有一个蓬勃的发展是非常让人兴奋的,看戏变成一个更正常的事情,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的戏剧观众在增长。回到罗伯特威尔逊那句话,你进到剧场大家都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感觉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有的,电影院没有,演唱会也没有。我最近想到:“宽屏越宽,我们生活却越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10秒钟的High点时,观众愿不愿意进来静静地坐着看一场戏?我的答案是愿意,只要他进来,有过经验,我相信他是会珍惜经验的。
新京报:你这次带来的《长巷》,有哪些以往观众没有看到过的亮点或艺术细节?
赖声川:《长巷》比较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它可能完全不同于我的其他作品。黄磊说你应该更打开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更多分享一些你的人生。我了解他的意思,但我不是一个自传式的作者,我不是很想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放到戏里面,甚至我自己的想法都不见得会在戏中直接说出来。但我比较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一个比较梦境的状态中,甚至在一个最不可能做戏的环境中(展开)。《长巷》本身它会是一种比喻,比喻人生,很巧,长巷的长度是81.5米,中国女人的平均寿命是81.5岁,所以这个象征意义是跑不掉的,其他的细节,欢迎大家来看戏。
新京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开始选择戏剧当作当地发展的助推器,你觉得如何合作才能让更多的公众从中受益?
赖声川:我其实一直反对一个名词叫做“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说文化创意就是一个产品,要把它变得产品化,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要努力的是要做文化跟创意,而不是做产业,做了文化跟创意之后自然就有产业了。我想用的词应该是叫做“文化创意生态”,我觉得这个生态我们要努力做出来。乌镇就是一个生态,乌镇的生态可以让大家看到,你只要文化创意到位了,之后有无限的可能性。
新京报:乌镇戏剧节的青年竞演帮众多青年圆了戏剧梦,是你所说的“文化创意生态”吗?
赖声川:我们从第一届乌镇戏剧节开始就设定有四块基石特邀剧目、青赛、对谈、嘉年华,这四块基石没有哪一块比另外一块更重要之说,同等重要。青赛从开始就是我们一个强烈的想法,乌镇戏剧节不只是要看大师们的戏,你还要培养未来的大师。回到文化创意生态上来讲,把青赛做出来,这就是创造生态。
我觉得戏剧行业挺特别,它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是手工艺,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还是重点放在创意上,不要去想太多市场、商业化的问题。当然一个社会需要商业剧场,这是一定要的,但在没有一个强大的、有创意的戏剧生态之前,商业剧场不会真的发达。
赖声川:因为我们这么爱护乌镇,所以我们就很审慎地来考虑它的未来。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脆弱的生态,怎么样保护好,各方面都要包括。也不轻易去扩张,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守着本分,乌镇有多大容量我们就做多少事情。
但我还是很希望两件事发生: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创作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创作都是可以在国际戏剧节站得住脚的。第二个就是刚刚已经说过,不只是外国团队,而是外国观众要多,最好是能够到一半。很谢谢你们对乌镇这么关心,确实它是我们细心经营出来的,也很脆弱,所以希望多爱护它。
第十届乌镇戏剧节10月19日开幕式现场,几个熟悉的身影一一上台。当戏剧节常任总监赖声川上台时,一旁的黄磊和孟京辉调侃他头发都白了。
十年过去,不但乌镇戏剧节有了明显可见的变化,身处其中的人也如此。赖声川说2013年办第一届的时候没有人在想十年后会怎样,他们甚至连第二届都不太敢想,“因为它太特别了”。当初几个创始人把脑子里产生的念头付诸实施后,想的就是把当下的事做好,如此这般,一年又一年地举办着。虽然头发越来越白,但赖声川的大脑似乎从未停止构想。
十年前,为了让更多国外戏剧作品来到乌镇,赖声川只能靠自己的人脉去“求”对方来。“头几届的艺术总监是我,然后要跟人家讲中国乌镇你来就是了,说这个话我自己底气也不足,因为那时我们还没做出来。”当时乌镇还没有大剧院,几位发起人也无法预知来到这里的观众是什么样。还好夸出去的“海口”有了回响:“我告诉他们你来了就会开心,然后(他们)确实来了,开心得不得了。”
说到这里,赖声川的记忆飘向十年前:“第一届荣誉主席是罗伯特布鲁斯汀(Robert Brustein),一开始他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外国媒体的看法,来了之后他说完全没有想到中国是这样的。他以为没有一个人会讲英文,结果发现很多人会说英文;他来到乌镇,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人还是有非常多东西要跟中国学习,(比如)在剧场里面看戏,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在美国看戏的全部是老人。然后他还说这个地方干净、漂亮。”十年后的赖声川,带着点小小的骄傲感告诉记者:“我觉得我们办戏剧节就是这个目的。十年前我就在说,我的一个心愿就是开个窗让世界看到中国。用(戏剧这种)特殊的窗子看到中国,然后让中国看到世界。十年了,现在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求人的事实)已经全部倒过来了,(现在)是这些伟大的团队主动跟我们联系。”
罗伯特威尔逊的戏,赖声川请了很多年,因为各种原因到今年才成行。而其他很多作品,则是在发往赖声川邮箱里的重重邮件中脱颖而出的。“像《等待戈多》,这是希腊的戏剧大师西奥多罗斯特佐普洛斯的作品,他上次(2019年)来带了《特洛伊的女人》在水剧场上演,然后他亲自写信给我,说我做了一个《等待戈多》,非常有意思。”赖声川把这部戏推荐给孟京辉,经过一番了解,这部新版本的《等待戈多》来到了乌镇。
“如果是朋友跟朋友之间,我了解你的艺术造诣,我根本不会怀疑你的戏有什么问题,但你自己推荐一个戏到乌镇,我就要注意了。比如这次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大师级的老师在推荐自己的作品,为什么是这个作品而不是另外一个?我们不能随便对待,选戏的过程是不容易的。”赖声川说自己很佩服孟京辉,认为他除了有眼光外,还要考虑戏剧之外的东西,比如对方有没有空,有没有预算来到乌镇,非常多的问题一一解决后,才能有今年乌镇戏剧节特邀剧目的名单。
从众多作品推荐里选出优秀作品来到乌镇,就像是在完成一个复杂的拼图。如今,乌镇戏剧节已经在国外各大艺术团队、戏剧团队里享有一定名声,不过赖声川没有止步于此:“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还是要吸引国外的观众,未来如果你们走在乌镇街上,(人群)一半是外国人的话,这就真的成功了。”
赖声川在采访中还透露了一个自己的新计划,这也代表着他对戏剧创作、对戏剧节与一个物理空间应该发生啥关系的构想。明年1月,赖声川将在江西的会昌县,也就是他父亲的老家,进行一场完全不同于乌镇戏剧节的“戏剧季”实验。赖声川从2015年就开始带着作品过去,“我在想怎么让文化来影响一个小镇,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可能特别肉麻的想象。”他想象一个小镇能否靠文化的力量繁荣起来,这里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摆脱去大城市打工赚钱,然后回老家盖房结婚的单一成长路径。“我在想文化能不能给他们别的选择,剧场能不能给他们别的选择?”他的构想甚至跳出了会昌,他认为有1万个会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想法后,我们就开始做了六七年,(明年)1月份但愿你们都去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除了这些构想,赖声川在戏剧创作上也并未停止。此次戏剧节,他带着新作品《长巷》来到乌镇的洪昌弄,在一个81.5米长,1.5米宽的较为极端的空间里演出。赖声川挑战着这样一个演出环境,并乐在其中。黄磊之前一直在鼓励赖声川再找一个空间创作新作品,并告诉他:“到了这个年龄没什么好保留的,有什么话要跟年轻人讲(就讲)”。考虑再三,赖声川选择了洪昌弄这条他最熟悉的巷子,他的工作室就位于这条巷子里。“去年杜可风在这边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跑去探班,下雪的那几天。我在长巷里一探头,突然冒出一句话,哪一天我们找个年轻导演在这边搞一个戏,这就有意思了。”没想到那个“年轻导演”就是他自己。赖声川坦言,在《长巷》这部作品里他写了很多自己年轻时不会写的东西。“所以我说,一切就是一种缘分。”
新京报:三年后国际戏剧回归乌镇,从组委会角度,想给观众带来戏剧的什么新面貌?
赖声川:最主要还是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带到乌镇来。我觉得开幕戏《H-100秒到午夜》是非常合乎条件的。当导演罗伯特威尔逊上台的那一刻,我很感动,因为他讲的都是我们心里的话。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剧场艺术就应该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所有意见都不同的时候,剧场能够帮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很伟大,多年来我们心中的信仰就是这样子。
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昨天晚上(乌镇首演当晚)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我觉得他对舞台精致、干净的要求,我一辈子不敢要。我为什么不能?因为我知道他的做事方式。他要求剧场给他一个月装台跟合成的时间,比如说上海大剧院要请他做一个新的戏,上海大剧院就要停业一个月。而我们平常(装台)最多三天,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我们好像应该要求多一点才对。
赖声川:我还在观察。但有一个蓬勃的发展是非常让人兴奋的,看戏变成一个更正常的事情,这种感觉很好,我们的戏剧观众在增长。回到罗伯特威尔逊那句话,你进到剧场大家都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感觉是别的地方没有很好的方法有的,电影院没有,演唱会也没有。我最近想到:“宽屏越宽,我们生活却越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10秒钟的High点时,观众愿不愿意进来静静地坐着看一场戏?我的答案是愿意,只要他进来,有过经验,我相信他是会珍惜经验的。
新京报:你这次带来的《长巷》,有哪些以往观众没看到过的亮点或艺术细节?
赖声川:《长巷》比较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它可能完全不同于我的其他作品。黄磊说你应该更打开自己,随年纪的增长,应该更多分享一些你的人生。我了解他的意思,但我不是一个自传式的作者,我不是很想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放到戏里面,甚至我自己的想法都不见得会在戏中直接说出来。但我比较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一个比较梦境的状态中,甚至在一个最不可能做戏的环境中(展开)。《长巷》本身它会是一种比喻,比喻人生,很巧,长巷的长度是81.5米,中国女人的平均寿命是81.5岁,所以这个象征意义是跑不掉的,其他的细节,欢迎各位来看戏。
新京报: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开始选择戏剧当作当地发展的助推器,你觉得如何合作才能让更多的公众从中受益?
赖声川:我其实一直反对一个名词叫做“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说文化创意就是一个产品,要把它变得产品化,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要努力的是要做文化跟创意,而不是做产业,做了文化跟创意之后自然就有产业了。我想用的词应该是叫做“文化创意生态”,我认为这个生态我们要努力做出来。乌镇就是一个生态,乌镇的生态可以让大家看到,你只要文化创意到位了,之后有无限的可能性。
新京报:乌镇戏剧节的青年竞演帮众多青年圆了戏剧梦,是你所说的“文化创意生态”吗?
赖声川:我们从第一届乌镇戏剧节开始就设定有四块基石特邀剧目、青赛、对谈、嘉年华,这四块基石没有哪一块比另外一块更重要之说,同等重要。青赛从开始就是我们一个强烈的想法,乌镇戏剧节不只是要看大师们的戏,你还要培养未来的大师。回到文化创意生态上来讲,把青赛做出来,这就是创造生态。
我觉得戏剧行业挺特别,它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是手工艺,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还是重点放在创意上,不要去想太多市场、商业化的问题。当然一个社会需要商业剧场,这是一定要的,但在没有一个强大的、有创意的戏剧生态之前,商业剧场不会真的发达。
赖声川:因我们这么爱护乌镇,所以我们就很审慎地来考虑它的未来。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脆弱的生态,怎么样保护好,各方面都要包括。也不轻易去扩张,我们觉得我们仍旧是守着本分,乌镇有多大容量我们就做多少事情。
但我还是很希望两件事发生: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创作慢慢的变多,而且慢慢的变好,创作都是可以在国际戏剧节站得住脚的。第二个就是刚刚已经说过,不只是外国团队,而是外国观众要多,最好是能够到一半。很谢谢你们对乌镇这么关心,确实它是我们细心经营出来的,也很脆弱,所以希望多爱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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