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玄兆辉（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仁爱（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高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等无疑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产业的分类标准最初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等国际机构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引入我国后被大范围的应用。然而，面对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这些产业的分类标准在科技管理与实践应用中逐渐出现相关概念过多、易引起混乱、分类交叉重复、无法精准施策等问题，亟待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以更好适应我国新时代发展需要。

  当前，我国还没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概念和分类标准。相关概念和分类标准均由国外提出。其中，高技术产业最初由美国提出，后被OECD推广，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范围仍集中在制造业，判别依据是产业R&D经费投入强度的高低。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2010年美国提出了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概念，包括高技术产业（专指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两个部分。2012年，美国提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概念。随后，欧盟也开始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上述概念和标准的传播应用，在我们国家科技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非消极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多困扰。

  一是相关概念过多，易引起混乱。2002年，国家统计局采用OECD的分类标准，建立了《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发布《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首次提出把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目标和有力抓手。虽然目前官方还没有推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统计分类标准，但在国家和许多地方的科技规划中，已提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加之很多地方依据自己需要又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概念，各类相似概念过多，在科技管理工作中彼此混淆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是分类交叉重复，无法精准施策。无论是高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都是标准产业分类的派生分类。识别这类产业的重要目的是对其发展形态趋势进行监测，采取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发展策略。然而，现实中这些分类标准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例如，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施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施及仪器仪表制造等6大类。《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分类（2019）》确定，专利密集型产业为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医药医疗产业等。这些分类重合度很高，不利于制定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制度体系，也不利于精准施策。

  三是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使用受限。虽然我国每年发布《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但统计数据翔实度有待提升。例如，没有公布产业增加值等核心指标的数据，导致在应用这类数据时，不得不查阅世界银行或美国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提供的中国数据，这一些数据多为测算而来。美国等国家以此数据形成了对我国知识技术密集产业高质量发展态势的认识与判断，我国反而较难及时并且全面地获得这类认知。2022年底，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21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数据公告》显示，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14.3万亿元，但其他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则既缺乏权威界定，又未建立数据发布机制。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应该从这些概念的内涵特征及其分类标准着手，对相关概念和分类加以有效整合。只有做到概念清晰和标准明确，才能做到精准施策、形成合力，从而助力我们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一是谋划“投入端”和“产出端”相融合的管理机制。OECD和美国等提出的高技术产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都属于创新链“投入端”标准，即通过测算细分产业的R&D投入强度，将明显高于产业中等水准的细分产业归集形成一个产业类型。美国和欧盟提出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属于创新链“产出端”标准，即通过测算人均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将明显高于行业中等水准的细分产业归集成类。如此一来，必然会造成表述相类似的概念过多、细分产业分类交叉重复的问题。而且随着别的类型分类标准的推出，这一问题可能会慢慢的严峻。为了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应摆脱“投入端”和“产出端”相分离的思维模式，建议把高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等融合称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二是建立适合国情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很久以来，“借鉴国际标准”曾是都会存在的思维模式。随着我们国家产业规模快速壮大，很多国际经验已不符合我国国情。将“投入端”和“产出端”融合起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分类标准，用于指导我国实践，是当务之急。鉴于这一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需要国家科技管理机构带领和协调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专题研究。从工作机制上，建议成立指导小组、工作组、数据组、研究组。在指导小组的领导和工作组、数据组的支持下，研究组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4位码小类为基准，基于其历年研发经费、知识产权、营业收入、从业人员等相关指标数据来进行测算，凡研发投入强度（投入端）或知识产权密度（产出端）高于评判标准的即可归集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三是营造知识密集型产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政策环境。建立符合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国情的分类标准是对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指导的重要基础，是精准施策的重要依据。但是建立分类标准后，还有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问题是需要解决。当前，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存在不系统、不充分、难落实的现实问题。为此，建议加强有关政策的建立健全和整合优化，根据具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征分类施策。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鼓励研发投入强度高但知识产权产出密度低的产业掌握更多知识产权，激励知识产权产出密度高而研发投入强度低的产业加大创新投入，从而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做优做强。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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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