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内人潮涌动，场外一票难求……今年暑假，“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与之同样火热的还有博物馆文创。以院藏文物青玉人首蛇身玉佩为原型，河南博物院的玉佩棒棒糖每日销量超1500份；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松鹤延年创意升降水果签，累计销售上千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甲骨文”系列文创产品销量已达7万余件……

  让文物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让文化遗产不再是尘封于书本的记忆，各大博物馆正进行文创开发，让文物“活起来”，焕发绚烂光彩。

  “文博文创是大众与生活的超链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杨越明认为，文博文创将过去、今天和未来串联在一起，让大众在当下的生活中感受到穿越时间的魅力。

  当前博物馆文创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在新时代，博物馆应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文创？

  2020年4月，一头须鲸在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搁浅死亡。得知消息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其运回馆内，请专家进行标本制作后开设《南海鲸灵—馆藏鲸类标本展》，并推出随展文创“鲸喜系列”。

  由“须鲸”这一元素延展，博物馆将关于鲸的自然知识印制在笔记本内，推出鲸喜系列科普笔记本。同时，选取鳀鲸、抹香鲸、虎鲸、座头鲸的形象，结合美济礁灯塔、华光礁I号、南海馆建筑、玉壶春瓶等南海元素，推出“冰箱贴”“行李牌”以及系列首饰。

  在“马踏飞燕”毛绒玩偶火爆出圈后，甘肃省博物馆再以镇馆之宝“铜奔马”为原型，推出“铜奔马”立体拼装积木。研发团队历时半年，在保留文物原有特色“歪头杀”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馆方出品的首款产品以859件颗粒积木拼配而成，让玩家既能享受拼装的娱乐，也能感受文物鲜活之美。

  以首饰为载体，让文化回归生活。深圳博物馆以馆藏的金漆木雕文物为设计灵感，设计开发出了“喜上眉梢”“梅竹先春”两个系列文创首饰。湖北省博物馆则以馆藏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及文物上的击鼓舞蹈图案为灵感，推出乐臻圆满系列，包括箱包、渔夫帽、丝巾等出行用品。

  在杨越明看来，现在文博文创产品大致分为4类：第一类是打卡留念型，例如文具、书签、冰箱贴；第二类为颜值趣味型，这类产品通过创意设计将原生态的文博资源卡通化、趣味化，引起大众对文博资源的注意力，例如公仔、包袋；第三类是参与体验型，例如考古盲盒、解谜书，让使用者在体验中加深对产品的理解；第四类则是品质品味型，即重在满足高阶美好生活的需求，体现个性化，例如基于馆藏珍品的贵金属饰品、高仿真摆设。

  作为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广泛流行的潮流玩具，盲盒不仅在动漫领域备受欢迎，在文博文创方面也全面开花。

  广东省博物馆推出的“南海I号”水下考古盲盒，是盲盒更是DIY产品。在盲盒中，不仅有水下考古发掘的瓷器、铁器展示，还将沉船的整体打捞过程在打开盲盒时得到展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X号坑考古记’教育体验盒”采用场景化的构造方式，将考古现场等比例微缩，并设置有在线考古报告，让体验者在体验考古的同时了解相关知识。

  不同于考古体验箱的“挖呀挖”，鄂尔多斯市博物馆的“发现之旅——盲盒香氛蜡烛”采用了“烧呀烧”的方式展现文创产品形态。盲盒以博物馆建筑外形为蓝本，内置8款鄂尔多斯动物纹饰青铜件。当蜡烛徐徐燃烧，青铜饰件逐渐浮现，未知的答案缓缓展现。

  除了考古现场体验，很多博物馆还将盲盒和文物制作的步骤有机结合。河南博物馆推出的“雕刻的宝物·传拓盲盒”，通过拓片将文物的纹饰呈现在纸张之上，让大众亲身体验传拓这门传统工艺。安徽博物院将手工皂作为介质，模仿青铜器冶铸的整体流程，推出“铸客来了——文物冶铸盲盒”……

  “盲盒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偶然性，能够激发人的好奇心。”杨越明认为，盲盒不单单是碰运气，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挖掘的过程。很多考古体验盒中配有指导手册，写明需要注意的几点例如戴手套、注意“文物”与空气的隔绝等。她表示，盲盒看似小小的，实际上它将考古挖掘的常识、中国尊重文化的精神都浓缩其中，这是文物挖掘面向公众的一个良好尝试。

  然而，很多人对于博物馆推盲盒有质疑，认为形态单一。对此，杨越明并不赞同：“盲盒作为一种成熟的市场产品，确实具备一定的重复性，但我们也要看到盲盒内在文物资源的独特性。”她认为，只要设计者“尊重文物”的初心不改，让更多人可以通过盲盒感受多元的文化和文物资源，“何乐而不为”？

  当国潮渐趋流行，当文博不再小众，博物馆应如何在新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文创，成为行业从业者关注的话题。

  杨越明认为，找到最能够吸引大众的文博资源是关键，“名气大”不等于“合适”，“能够和大众形成沟通的藏品才是最好的”。同时在开发产品时要避免盲目性，“文博文创可以和馆内的常设展结合起来，让文创成为展览的延伸，而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此外，博物馆要建立健全文博机构内部文创开发的机制，不论是内部挖潜还是外部增量，都可能会为博物馆的文创赋能。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助理馆员刘维认为，博物馆因地制宜发展文创首先要创新，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讲故事。

  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凤琴表示，除了文创产品，文创类研学科普活动、科普剧等方式也值得探索。

  同志纪念馆坐落于湖南省宁乡市花明楼镇，地处5A级景区之中。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龙文阳介绍，纪念馆的文博文创发展主要通过“文化+旅游”的方式来实现：将文创和红色文化相结合，推出主题党课、红色课堂进教室等活动；在展览方面，纪念馆多次推出主题展和特色展览，并成立博物馆文创协会。

  “博物馆因地制宜发展文创，可能不仅一定要做好文创产品，陈列、研究等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朱磊说，文创的发展不是单打独斗，需要博物馆不同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和融合，各个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不断地创造新的认识，实现创新性的发展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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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内人潮涌动，场外一票难求……今年暑假，“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与之同样火热的还有博物馆文创。以院藏文物青玉人首蛇身玉佩为原型，河南博物院的玉佩棒棒糖每日销量超1500份；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松鹤延年创意升降水果签，累计销售上千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甲骨文”系列文创产品销量已达7万余件……

  让文物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让文化遗产不再是尘封于书本的记忆，各大博物馆正进行文创开发，让文物“活起来”，焕发绚烂光彩。

  “文博文创是大众与生活的超链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杨越明认为，文博文创将过去、今天和未来串联在一起，让大众在当下的生活中感受到穿越时间的魅力。

  当前博物馆文创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在新时代，博物馆应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文创？

  2020年4月，一头须鲸在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搁浅死亡。得知消息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其运回馆内，请专家进行标本制作后开设《南海鲸灵—馆藏鲸类标本展》，并推出随展文创“鲸喜系列”。

  由“须鲸”这一元素延展，博物馆将关于鲸的自然知识印制在笔记本内，推出鲸喜系列科普笔记本。同时，选取鳀鲸、抹香鲸、虎鲸、座头鲸的形象，结合美济礁灯塔、华光礁I号、南海馆建筑、玉壶春瓶等南海元素，推出“冰箱贴”“行李牌”以及系列首饰。

  在“马踏飞燕”毛绒玩偶火爆出圈后，甘肃省博物馆再以镇馆之宝“铜奔马”为原型，推出“铜奔马”立体拼装积木。研发团队历时半年，在保留文物原有特色“歪头杀”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馆方出品的首款产品以859件颗粒积木拼配而成，让玩家既能享受拼装的娱乐，也能感受文物鲜活之美。

  以首饰为载体，让文化回归生活。深圳博物馆以馆藏的金漆木雕文物为设计灵感，设计开发出了“喜上眉梢”“梅竹先春”两个系列文创首饰。湖北省博物馆则以馆藏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及文物上的击鼓舞蹈图案为灵感，推出乐臻圆满系列，包括箱包、渔夫帽、丝巾等出行用品。

  在杨越明看来，现在文博文创产品大致分为4类：第一类是打卡留念型，例如文具、书签、冰箱贴；第二类为颜值趣味型，这类产品通过创意设计将原生态的文博资源卡通化、趣味化，引起大众对文博资源的注意力，例如公仔、包袋；第三类是参与体验型，例如考古盲盒、解谜书，让使用者在体验中加深对产品的理解；第四类则是品质品味型，即重在满足高阶美好生活的需求，体现个性化，例如基于馆藏珍品的贵金属饰品、高仿真摆设。

  作为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广泛流行的潮流玩具，盲盒不仅在动漫领域备受欢迎，在文博文创方面也全面开花。

  广东省博物馆推出的“南海I号”水下考古盲盒，是盲盒更是DIY产品。在盲盒中，不仅有水下考古发掘的瓷器、铁器展示，还将沉船的整体打捞过程在打开盲盒时得到展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X号坑考古记’教育体验盒”采用场景化的构造方式，将考古现场等比例微缩，并设置有在线考古报告，让体验者在体验考古的同时了解相关知识。

  不同于考古体验箱的“挖呀挖”，鄂尔多斯市博物馆的“发现之旅——盲盒香氛蜡烛”采用了“烧呀烧”的方式展现文创产品形态。盲盒以博物馆建筑外形为蓝本，内置8款鄂尔多斯动物纹饰青铜件。当蜡烛徐徐燃烧，青铜饰件逐渐浮现，未知的答案缓缓展现。

  除了考古现场体验，很多博物馆还将盲盒和文物制作的步骤有机结合。河南博物馆推出的“雕刻的宝物·传拓盲盒”，通过拓片将文物的纹饰呈现在纸张之上，让大众亲身体验传拓这门传统工艺。安徽博物院将手工皂作为介质，模仿青铜器冶铸的整体流程，推出“铸客来了——文物冶铸盲盒”……

  “盲盒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偶然性，能够激发人的好奇心。”杨越明认为，盲盒不单单是碰运气，它更大的价值在于挖掘的过程。很多考古体验盒中配有指导手册，写明需要注意的几点例如戴手套、注意“文物”与空气的隔绝等。她表示，盲盒看似小小的，实际上它将考古挖掘的常识、中国尊重文化的精神都浓缩其中，这是文物挖掘面向公众的一个良好尝试。

  然而，很多人对于博物馆推盲盒有质疑，认为形态单一。对此，杨越明并不赞同：“盲盒作为一种成熟的市场产品，确实具备一定的重复性，但我们也要看到盲盒内在文物资源的独特性。”她认为，只要设计者“尊重文物”的初心不改，让更多人可以通过盲盒感受多元的文化和文物资源，“何乐而不为”？

  当国潮渐趋流行，当文博不再小众，博物馆应如何在新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文创，成为行业从业者关注的话题。

  杨越明认为，找到最能够吸引大众的文博资源是关键，“名气大”不等于“合适”，“能够和大众形成沟通的藏品才是最好的”。同时在开发产品时要避免盲目性，“文博文创可以和馆内的常设展结合起来，让文创成为展览的延伸，而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此外，博物馆要建立健全文博机构内部文创开发的机制，不论是内部挖潜还是外部增量，都可能会为博物馆的文创赋能。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助理馆员刘维认为，博物馆因地制宜发展文创首先要创新，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讲故事。

  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凤琴表示，除了文创产品，文创类研学科普活动、科普剧等方式也值得探索。

  同志纪念馆坐落于湖南省宁乡市花明楼镇，地处5A级景区之中。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龙文阳介绍，纪念馆的文博文创发展主要通过“文化+旅游”的方式来实现：将文创和红色文化相结合，推出主题党课、红色课堂进教室等活动；在展览方面，纪念馆多次推出主题展和特色展览，并成立博物馆文创协会。

  “博物馆因地制宜发展文创，可能不仅一定要做好文创产品，陈列、研究等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朱磊说，文创的发展不是单打独斗，需要博物馆不同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和融合，各个博物馆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不断地创造新的认识，实现创新性的发展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