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文化经济发展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充分的发挥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批评介入社会现实的功能，这是当代文艺理论家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中国美学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审美都具有极为复杂的内涵。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复杂性”尤为凸显，要求我们在现代审美经验与“感觉结构”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时至今日，文学与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调和剂，依旧对人们的行为习惯与思维范式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尤其随网络与新闻媒介的迅速普及，一件文学事件的发生，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最大的公众影响力。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提出“事件哲学”，即事件作为事件，最关键属性就在于其突然显现的一瞬间的爆发力，更重要的是，事件发生的背后往往会伴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诱因，影响并左右着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这同样适用于今日的文学与美学领域。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映能够说是2017年的一个标志性文化事件。在相同的观看经历中，基于不同文化与审美经验、各个年龄阶段的观众群体均可以在这部剧中找寻到“共通性”的审美认同。这样的文学事件其实就是很难发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极具精英性质的“美”与“美学”早已不再困守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中，而与当代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创意经济和时尚产业的兴起相互关联，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里，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均可以在某一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时尚理念与艺术标准，美学也几近于文化的内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理论困境：怎么样找到一条合理且有效的研究路径，将复杂而鲜活的大众审美经验予以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呢？这显然是当代美学研究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一种“生产美学”，在将人类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加以比对的基础上，论述了“美的规律”作为人类特有的“本质力量”，对促进整个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事实上确立了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与理论原则。在当代愈来愈复杂的“情感结构”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美的规律”是否依然存在呢？如果存在，又在何种程度上发挥着正面的、积极的效力呢？作者觉得，在创新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美的规律”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内涵，文化创意时代的审美复兴根本上源于对美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反思，这也是我们分析当代审美问题的理论起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步入到了一个“文化经济时代”（或“文化创意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已经非常困难准确概括当今时代发展变化的特点。在现代，“美”与“审美”早已不是一种私人的、超功利的情感概念，而与市场、资本之间发生着深刻互动，随着美学的力量向经济层面转移，“审美”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更应该被历史地看待。

  近年来，“审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文化概念，受到慢慢的变多理论家的关注，但无论是奥利维耶·阿苏利提出的“品位的工业化”，还是彼得·墨菲和爱德华多讨论的现代资本主义审美精神与审美兴趣，都是为了强调审美活动对推进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展开在一开始就与审美品位、欲望机制等紧密关联。问题是，审美活动（包括品位、欲望等）该如何从经济因素的对立面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理论上的迫切性。

  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比喻中，文学与艺术处于上层建筑层面，直到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之后，路易·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等一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文化（或审美）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设性作用。文学与艺术历来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文化创意时代”正是一个以文化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新的重要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有两方面的问题是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传统化”与“本土化”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语境下坚守自身独立的文化传统与美学风格；另一方面，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正确地处理文化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以上两方面问题的解决均是迫切而必要的。近些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问题表示的持续性关注，更加印证了该问题的严峻性。在联合国“以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声明中，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发展问题：第一，对支持文化多样性的承诺；第二，促进文化经济的增长。声明中的两点不仅直接触及“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领域，也是在政策层面针对以上两方面所作的努力与承诺，是对人类多元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的保护与表达。能够准确的看出，当自由的审美活动深陷市场经济与国家权力之中不能自己，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挑战——如何在创意经济的经济价值与非商业表现形式的文化价值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处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哪一方取得最终胜利，而在于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调和。在此意义上，审美的复兴不仅意味着文化的复兴，更意味着经济与社会的复兴。

  在当前的文化经济发展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充分的发挥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批评介入社会现实的功能，阐释出中国审美语境、审美经验和感觉结构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明确中国立场，做到“和而不同”。这是当代文艺理论家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中国美学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

  首先是中国的“现代性”状况。与欧洲、美国、拉美等国家相比，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样式，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将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中国的先锋艺术称为“第三种先锋派”，亦即“审美的先锋派”。改革开放近40年来，能够说是中国现代派最活跃的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文学与市场、政治、民间传统文化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人际关系、意识形态表达等方面有了新特点，这些变化与特点在当代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都有新的形式表征。

  其次是中国文化生态的复杂性。中国当代审美语境呈现出一个多重叠合的语境空间，且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学风格，很难为西方理论所准确解释。由此，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批评不仅要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的影响，还需要面对同一文化、同一价值观念中存在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趣味的思想冲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包容视界。

  再次，在最近二十余年，中国文艺理论界存在着“失语”、“缺位”、“告别理论”等诸多问题倾向，也产生了若干理论“混乱”与“分歧”。在此基础上，从本体论角度对当代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中国当代审美秩序、发挥“美的规律”的正确导向、经由“美学的革命”实现中华美学的复兴，无疑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时代发展的瞬息万变导致了美学的危机与困境，但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文学与艺术依旧支撑着人们的生存信念与审美维度，人民群众追求“真”与“美”的目标始终不会动摇。马克思早在《致斐迪南·尔》的信中就曾指出，现代悲剧艺术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题材或形式本身，而在于如何运用最恰当的主题形式将最现代、最真切的情感结构与矛盾冲突反映出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剧中真实而普遍的情感内核恰恰与现代人当下的“情感结构”相契合，同时又表征出关于未来美好希望的可能，这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审美特质，也是经典作品“长盛不衰”的关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