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档案是人类积淀文化的有效手段，是人类文化的存储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能够传承与传递人类的社会记忆与精神文明。假如没有了档案，那么人类文明就失去了记录和积累文化的载体。

  文化创意对档案内容的文化“包装”，或表现为迎合公众的文化口味，或表现为结合社会的文化背景，或表现为抓住文化节庆的有利时机，或表现为把握知名人物的文化定位，这样的结合进一步发挥出档案的文化作用。

  大连市档案馆深度挖掘自境外征集回来的历史档案，打造以“大连城市发展脉络”为主题的书籍、展览、讲座和专栏等系列档案文化产品，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向世界传递了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

  档案文化创意产业是对档案内容的生动化、具体化与形象化。以档案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创意因素为载体，每一件源于档案的文化创意产品都能更加进一步发挥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传播功能，为档案扩大宣传范围，吸引潜在的观众群体。

  例如：北京市档案馆根据“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展览开发的魔方和四合院瓦当摆件，依托展览在60余万观众中产生的影响，更是在展览结束后，仍然受到公众的喜爱与追捧。

  美国各档案馆还通过组织多样的线上线下活动来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扩大档案机构的社会影响力，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对馆藏档案资源的深入开发和利用。2014年3月，美国国家档案馆成功举办“铭刻印记”：签名里的故事档案展；2015年3月，美国国家档案馆以“探索美国餐饮文化史”为主题，开展了包括专家讲座、固定展和巡回展在内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活动。

  英国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得以开展一方面归功于英国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广泛应用。英国进一步藉由科技使文化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更多人。英国政府与英国文化机构合作发展数字化公共典藏，以提高使用者在线体验比例。例如，英国国家剧院(Royal National Theatre)的 NT Live 电影院直播计划在 2014 年至 2015 年达到120万人次的观众；透过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体验青铜器时代之网站或由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的史前海洋深处等。各类收入来源的汇集是文化产业蒸蒸日上的基础，英国政府认为除了政府对于公共文化的投资外，文化组织应该更有效地利用非补助资金，如商业收入等。英国政府鼓励文化组织在以社会效益为基础的前提下，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增加收入来源。

  在文化行政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法国国家档案馆为争取到更多的来自政府、社会和公众的资源，积极地参与到合作环境中加强档案馆的跨界合作。法国国家档案馆越来越关注外部资源，寻找新的合作形式与伙伴，通过“走出去” 和“引进来” 双管齐下的方式，实现其身份和职能。

  一是“引进来” 。传统档案馆因其服务对象和机构性质等原因，公众了解度较低。很多公众和艺术创作者由于不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在合作之初经常把“国家档案馆” 和“国家图书馆” 混淆。针对这一现象，法国国家档案馆邀请艺术家来馆，介绍档案馆藏及档案工作，为艺术家展示档案文件。艺术家对档案的了解，能更好地服务于双方的合作，为创新合作模式、达到更好的合作效果奠定基础。

  二是“走出去” 。档案馆需要获得更加多的公众可视度，主动与周围的文化艺术机构开展合作，针对其档案资源进行开发。例如，法国国家舞蹈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Danse）同样地处圣丹尼市，是一个国家级舞蹈公共服务机构，主要进行艺术创作、遗产保护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法国国家档案馆主动与该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就舞蹈档案的保存和基于档案资源的艺术创作开展合作。

  近些年来，很多新的设计理念不仅思考产品的功能和制造，更注重与文化遗产，生活方式，生活品味和生命价值的关联。通过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转型模式，设计师致力于设计体验，将设计中的变革思维应用于从数字档案平台到设计不一样的层次的文化创作和增值设计。台湾在开发档案文化创意产品时，一方面深入挖掘民间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内涵，弘扬中华民间传统文化，一方面积极借鉴国外文化创意产品研究开发经验，利用档案馆资源融汇本地特色内容。

  台湾设计师查找相关文献典籍，将诗歌并入文具产品允许产品携带故事般的东方文人思想和感受。这种类型的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在宣传中华民间传统文化，提升台湾民众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我国档案馆已经慢慢地认识到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开发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基本实现了从“无” 到“有” 的转变。但是，受限于多方因素的限制，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开发还不够深入，停留相对浅层的阶段。无论是文化创意产品的数量、种类，还是其质量、特色，与国外档案机构、国内博物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档案文化创意产品仅停留在“礼品” 阶段，未能成为“商品” 进入文化市场。特别是，目前的档案文化创意服务对象并不是“公众” ，因此未能在丰富公众文化生活和引导公众文化消费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多集中于思想意识、实践经验、理论研究、资产金额的投入、技术落后和人才匮乏等方面。

  目前，我国档案馆文化创意产品数量不足、类型单一、创意不足。其中，档案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以图书杂志出版发行为主，图书杂志是一直是各级档案馆编研工作中最传统的、最基本的成果形式。档案馆虽然拥有大量档案资源，纵横跨度既广且深，在信息记载与保存方面更是以清晰性与确定性为优势，但是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开发进程缓慢，落后于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

  反观博物馆、图书馆，其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形式多样、创新性强、吸引力足，值得档案馆学习。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近年来，故宫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创意产品，从“朕亦甚想你”的卖萌雍正到崇祯、鳌拜等花式幽默，再到朝珠当耳机、顶戴花翎成为防晒伞，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0亿元。此前，故宫博物院开发的文化创意产品达9170多种，种类十分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

  此外，国内尚未有档案馆建立网上商城，然而故宫博物院与国家图书馆的网上商城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店铺销售产品品种类型丰富，主要以生活用品、家居陈设、纪念邮品、服装配饰、文房雅玩与高级礼品为主。两者皆从自身馆藏资源出发，推出了特色文创产品。例如，故宫博物院从藏品《千里江山图》中获取灵感，推出了千里江山金箔手工皂；国图旺店根据赵孟頫真迹推出翰墨书香书法字帖文房四宝套装。其中，故宫博物院线上商店建设更为成熟，销售额十分可观，店铺粉丝逾40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档案文化创意服务，首先要求档案部门“自上而下”，从领导到工作人员转变观念；其次“由内而外”，从档案馆内部到引导社会公众转变对档案馆的印象；再次要做到“内外兼修”，积极关注和响应社会对于档案的广泛、多样的利用需求，积极挖掘档案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档案价值。

  档案部门应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完善并出台档案文化服务相关法律政策，确保档案馆在从事文化建设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从创意产品价值链的角度看，文化资源构成创意产品价值链的最根本环节，是创意产品文化价值的生成之源，是创意产品研究开发之本。一旦创意产品在创造时离开了文化资源，则创意产品将不具有文化价值，而与一般产品无异。消费者越认同这种文化资源，以这种文化资源为源泉创造出来的创意产品的文化价值也就越高，产品价值也相应增加。因此，档案文化资源构成了档案创意产品开发和增值的基础环节。

  全球档案馆也在转型，除了数字转型外还有很多功能转型和扩展，很多跨文化、高科技、面向社会的“非传统”业务正在蓬勃成长和活跃发展。可见，包括档案馆在内的公共文化部门的跨界合作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档案工作、政府治理与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