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坚同志《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最近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主体是其博士学位论文《我国文化产业特殊性及其对政策影响的研究》，并收录了他关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数篇论文。我国文化产业正处在跨越式发展的起步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也处于突破的关键时期，该书是一位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边工作边思考的成果。

  文化现象纷繁复杂，文化工作千头万绪，迅猛崛起并且不断开疆拓野的文化产业，更是显得奥衍宏深、波谲云诡。发展文化产业，政府何为？作者觉得，政府对文化产业引导和扶持的途径，主要是政策。他指出，当前政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在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建设、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的培育、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几个方面，而当务之急是制定完备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为文化企业搭建投资融资、展示交易、信息交流、人才教育培训和研发技术等公共服务平台。作者的判断，是对政府行为边界和职能范围的准确定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会是简单由政府主导的线性变化，而是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协调政府意图、市场驱动和社会需求的手段，只能是政策。抓住了政策，就抓住了牛鼻子，抓住了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杠杆。

  各国经验表明，政策是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形成竞争力的主要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我国文化产业起点低、基础差、抵御市场风验能力弱，处于培育阶段，政策的扶持和庇护更重要。文化关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产业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所以，文化产业从一开始就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这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显示了新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政策的作用是逐渐显露的，政府部门也是经过摸索才找到政策的抓手。只有进入政策引路此阶段，才实现了文化产业从自发到自觉、从混沌到清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重视政策的作用，体现了文化管理上的政府改革，即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由管微观到管宏观，由管脚下到管天下的“三个转变”。

  制定科学有效、有含金量的政策，让政策锲入市场并引导市场，是作者重点思考的问题。他客观地指出了以往政策制定中几个“忽视”导致的问题：忽视文化产业具有双重属性的特点，对政策目标的多重性缺乏足够认识，导致政策目标设定不够明确，政策延续性和稳定能力较差；忽视文化产业政策主体多元的特点，致使政策缺乏整体规划，系统性不强；忽视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内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行业控制和普遍的市场之间的竞争并存的特点，没有全面考察政策客体的诉求，致使政策适合使用的范围有限，普惠性不足；忽视文化产业功能的多样性以及生产运营方面的特点，导致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忽视文化产业管理分散、生产和运营复杂等特点，没有对政策执行过程给予足够重视，导致一些“伪政策”的出现。

  文化产业政策的失误或空白，反映了理论研究的偏差或盲区。作者突出的创新之处和学术贡献，是通过对以往政策的梳理和反思，提出重点是把握住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并由此出发探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路径。他回答了对文化产业政策而言至关重要的三个问题，即文化产业具有何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于文化产业政策制定有何种影响，如何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保证政策有效性。作者实际上回答了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如何抓本质、抓规律、抓方法的问题，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识。

  一是抓本质突出特殊性，体现科学发展观。作者觉得，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内在属性方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外部性特征更明显。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就生产方式而言，属于内容产业，更注重创新创意；就所需资源而言，具有低污染、低消耗、内容资源不会枯竭的特点；就产业收益而言，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就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而言，具有高研发成本、低复制成本的特点；就与科技关系而言，受高新技术影响更明显。在功能和作用方面，具有扩内需、促就业的功能，与其他领域和产业具有较高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在阶段性特征方面，它涉及部门多，管理较为分散；普遍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与一些范围内的垄断并存；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但发展水平还较低。作者的判断，贯彻着科学发展的思想方法和精神追求。

  二是抓规律突出科学性，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特征。作者强调要正确把握文化产业特殊性对于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影响。在政策需求层面，它决定了政策在内容方面需要加强对文化产品生产和运营的引导和规范，加大对产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完善的配套政策，完善管理体制、提升发展水平；在政策过程层面，它使得政策主体的博弈更为激烈，政策客体的诉求更为多样，政策目标的指向更为多元，受政策环境的影响更明显，政策效果的评估更复杂，政策的执行更为困难，因此，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更复杂。作者的分析，表明文化产业政策的取向、内容和决策过程，既要符合一般文化产业政策的规律，又要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方向，要在政策的工具理性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理性，在文化产业的秩序建构中实现其价值建构。

  三是抓方法突出有效性，体现改革创新思维。我国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产物，政策活动本身就是改革创新。事实上，目前的文化产业政策是伴随文化体制改革制定的，不少文化产业政策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改革创新的精神体现在政策内容上，也体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作者正是这样总结制定政策的基本方法的。他提出了制定文化产业政策需要遵循的原则和处理好的关系，并在产业政策一般原理的框架下，分析了政策内容设计和政策过程层面的重点问题。作为学术支撑，作者在中外文献中钩沉发微，在各种观点中爬罗剔抉，并组织问卷调查，剖析政策个案，大量数据则来源于最新的调研报告和统计数字。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分别涉及政治、经济领域，因而文化产业政策兼具文化政策、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的特征。作者曾相继主攻经济学、管理学，并先后在云南省发改委、丽江市委、中宣部和文化部工作，这种知识结构和实践经历，为文化产业政策的跨领域研究创造了条件。

  文化建设形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大分野，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最大变化，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战略。廓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边界，一方面激发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和文化创造力，一方面形成有利于文化健康发展的政府导向和市场理性，关系到新形势下文化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服务水平。文化产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催生的门类，集中反映了文化建设新的属性、特征和矛盾。作者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有助于文化产业政策的完善，对全方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政策体系也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